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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艰难的解放战争之后，新中国宣告成立，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站起来了！作为失败的一方，国民党一部分撤往了台湾省，倚靠着海峡天险顽抗，还有一部分则在战斗中被俘，成为了被改造的对象。

对于这种需要改造的人，我党是非常仁慈的，生活上没有半点虐待，只要他们思想上改变过来、重新投入人民的怀抱，那么就能够得到特设重获自由。

从1959年开始到1975年结束，新中国共进行了7次特赦，他们大部分人都是真心改造，与原来有了很明显的不同。比较值得一提的是最后一批特赦，本来还有13人是没有达到标准、内心非常顽固的，但毛主席还是很宽厚地处理了。

当时有些人不理解主席的做法，但事后才知是真的高明！

新中国前六次特赦分别在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和1966年，大家可以看到，这几次的时间跨度是不大的，只不过后来陷入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其他很多部门都没有正常运转，更别说有人来核实剩余战犯的信息了。

因此直到1974年12月，国家稍微稳定后毛主席跟相关部门聊了聊：我记得还有一批战犯吧？他们放下武器已经20多年了，还关着干什么。把他们放了吧，可以来去自由。于是各部门开始着手处理此事。

两个多月后，时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牵头进行了缜密的调查与核实，将在押战犯一一甄别，然后整理成《关于第七批特赦问题的报告》汇报给了毛主席。

报告中显示，当时还有包括黄维、文强等人在内的战犯293名，不过黄维和文强这种出了名的刺头都已经改变了，却还有13人因抵触情绪过重而不符合特赦条件。公安部对这13人给出的意见是：继续关押，以观后效！

这十三人分别为（注：职务都是在国民党中）：原内调局上海办事处副处长杜超群、原保密局闽南站站长沈勤康、原保密局热河站副站长张百龄、原第2军特别党部书记徐天任、原国防部第2厅通讯总所所长邱沈钧、原第2兵团政工处处长黎宗铭、

原第2兵团116军287师861团团长刘衍智、原华中长官公署鄂豫皖边区自卫队副司令樊迅、原72军军部参谋李清、原第2兵团第5军代军长郭吉谦、原第13兵团第9军第8团团长翁羽、原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原保密局广西站站长谢代生。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党务、特务系统的，虽然官职不算很高，但给解放大业造成的麻烦可不小，尤其是周养浩，他是“军统三剑客”之一，杨虎城将军被暗杀就是由他策划部署的。

国军在西南大撤退时，他又奉毛人凤的命令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搞大屠杀，双手沾满了鲜血。后来这些人被关押后，态度也非常不好。

就是考虑到这些因素，公安部认为他们应该再接受改造。不过毛主席在听完这份报告后却说了这番话：

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当年闹革命搞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因为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指剩余关押的战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有些人有能力的可以出来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0多年了。

这份胸襟实在宽广！当年土改的确针对过一些地主恶霸，但这些人都是仗着封建余荫为祸乡里的，他们对老百姓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使百姓们又恨又怕。所以把地主恶霸打倒是广大人民的心声，不把他们打倒，很多百姓根本不敢起来。

而这批战犯已经被改造了20多年，没几个人还认识他们，即便他们曾经是风云人物，也不能再造成什么危害了，所以没必要再去杀。

主席还考虑到了他们往后的生活，不搞歧视、不限制自由、能享受到干部待遇，或许全世界也只有共产党人才有这样的仁义了！

紧接着秘书把拟定的特赦方式、程序等事宜说了出来，毛主席又特意嘱咐道：

欢送会要搞，还要请他们吃一顿饭，多吃鱼、肉。每人再给他们发100元零用钱。对愿意留下来的，我们承认他们的公民身份。对不愿意留下来的，我们也不能强求嘛，更不能强迫别人劳动。

如此宽大，当时在国内外都引起了轰动，尤其是对于在押人员。他们根本就没想到会一个不留全部释放，也没想到可以安排工作、享受公费医疗，更没想到我党竟然不限制他们的去留！这给他们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冲击。

特赦大会召开前，在押人员都领到了一身崭新的蓝色制服，还有一个装着毛毯、被单、衬衣裤、洗漱用品及100元人民币等物品的提包。这一百元当年可不是小数目，他们可以自由使用改善生活，要是想离开大陆也能当成路费。

1975年3月19日，《人民日报》公布了特赦全体战犯的决定，这一刻，所有在押人员的身份变成了新中国公民，他们欢呼雀跃，甚至很多人喊出了“毛主席万岁”！

3月22日，这些人从抚顺、济南、西安等地出发齐聚在北京，那套蓝色的崭新制服，也象征着他们崭新的人生！3月23日晚，北京饭店为最后一批特赦的293人举行了宴会，叶剑英、华国锋等领导人都有出场，还有前六批特赦人员中的重要人物也赶来出席。

现场的气氛非常好，叶帅重申了特赦政策，希望他们能够展望未来，为人民多做好事。黄维也被推举为特赦人员代表，宣读了致毛主席、党中央的感谢信。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都在推杯换盏的笑谈中。

话说回来，为什么毛主席愿意最后统一特赦所有人呢？笔者认为原因可以分为个人方面和国家层面。

个人方面主要是考虑到这些被关押的人年纪已经大了，就算出去也做不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出于人道主义也应该让他们与家人团聚，等他们自己走出去看看，感受一下新中国与旧社会的不同，他们的心里那杆秤自然会知道往哪边倾斜。

国家层面则是毛主席自己年纪大了，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海峡两岸的统一，这批被关押的人很多在台湾省都还有亲人，释放他们也是在向台湾省示好，希望对方能体会到我们的善意。

早在1937年的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我党最重视的一个条件就是国民政府要释放关押的共产党员，眼下身份对调，毛主席希望蒋氏父子能明白背后的良苦用心。

比较有趣的是，这次释放我党表现出来的宽大与国民党的猜忌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

这些被释放的人员绝大多数都留在了大陆，只有周养浩、蔡省三、杨南邨、赵一雪、张海商、陈士章、张铁石、段克文、王云沛、王秉铖这十人向组织申请去台湾，中央遵循“来去自由”的原则同意了。

他们辗转到达香港后就与家人进行联络，本以为很快就能够团聚。然而没想到的是，台湾省对他们是万分猜忌，虽然在特赦当天国民党就在报纸上声明欢迎他们回台湾，但等这些人真的到了香港，台湾却说这些人是“统战工具”，根本不允许他们进入。

这一举动引起了很多台湾省人民的不满，毕竟人家是因为心向着你才被关押到今天，你不去香港接就算了，还不准别人进台湾，实在愧对那些人卖命的行为。周养浩等十人非常无奈只能暂居香港，期待台湾当局能够良心发现。

只不过现实让他们失望了，过了140多天台湾省依然没有松口，其中原国军第68军政工处处长张铁石的遭遇最惨，他被国民党特务单独软禁逼问与中共的关系。张铁石的儿子想要去香港看望父亲也被国民党阻拦。

最终忍无可忍的张铁石自杀于香港富都酒店，他身旁有一封“兔死狗烹”四个字的遗书。

可怜张铁石本以为能跟家人在一起了，却落得个猜忌至死的结局，就连他的家人想去收敛遗体，国民党依然不准。直到7月11日，他的家属才被允许去香港带回骨灰。

台湾省当局的做法实在令人齿冷，反倒是我党听说了张铁石的遭遇后，很关心剩余的九个人，派人去进行联络，告知他们可自由安排行程，想回大陆可以，还会安排相应的工作，如果想去国外或是留在香港，国家也会给予照顾。

最终这九人，三个回了大陆，两个留在香港，四人去往美国。他们用活生生的例子告诉国家社会两党的差距，不但让台湾民众看到了我党仁义的一面，也让更多海外华人动了想回家的念头。

这样一看主席决定全部释放是非常高明的，不用再费心费力费财地改造他们，又顺便提升了我们的国家形象！大智慧之举！